“我的中学时光是在华南师范大学附中度过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师曾对我说过的一段话。他说：‘人不应单纯生活在现实中，还应生活在理想中。人如果没有理想，会将身边的事看得很大，耿耿于怀；但如果有理想，身边即使有不愉快的事，与自己的抱负相比也会变得很小。’他的话很朴实，却蕴含着很深的人生哲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拿这些话来激励自己。”
——钟南山
“一个人能够为人类创造点东西，那就没有白活”
“一个人能够为人类创造点东西，那就没有白活。”这是钟南山的父亲钟世藩常说的话。
钟世藩，福建厦门人，我国著名儿科专家。
在钟南山的记忆里，无论节假日，抑或半夜三更，无论天晴日暖，抑或雨骤风狂，只要医院里有急事，只要一有病人来求助，父亲从不推托，叮嘱母亲几句，便匆匆赶往目的地。这一切钟南山都看在眼里。
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父亲又匆匆出门去了。钟南山也在风雨声中醒了过来，他问母亲：“这么大雨，爸爸不怕吗？”母亲望着窗外茫茫的夜空说：“爸爸不怕，因为爸爸很厉害。爸爸要去的地方也许风大雨大，但只要爸爸去了，就会让其他的小朋友不再害怕了。”这些朴实的话语，当时的钟南山或许还难以完全理解，但父亲的行为和母亲的循循善诱，已不知不觉在他心灵里留下了印迹。
20世纪70年代，钟世藩和许多老教授一起被当时的中山医科大学革委会勒令退休了。这位已近古稀之年的老人，脱下心爱的白大褂、放下听诊器后，就钻到图书馆里，他要将自己行医40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献给祖国的医疗事业。
后来，钟南山曾回忆起这段时间的情景，“当时父亲看到中国广大的基层医院很难用到先进的仪器，只靠简单的症状、体征，用简单的方法来对儿科的疾病进行鉴别诊断。为了提高我国的医疗水平，造福于人民，父亲想，无论如何也不能停下工作。就这样，他写啊写啊，每天都忘我地往图书馆里钻，早出晚归。”
“当时我看得心疼，我劝他注意身体，因为从那时开始他的视力就不行了，以后就看不清了，眼睛不好，写一会就感到头晕，他不听我的劝阻，常说：‘我待在家里干什么，等死吗？’就这样，他这本《儿科诊断和鉴别诊断》终于写出来了，40多万字，写了4年，先后再版了6次，每次再版就很快销售一空，因为它很适合中国情况，特别是适用于广大基层医院。出了书以后，拿到了1500元的稿酬。后来我才知道，这1500元中，700元给了帮他抄书的温医生，后来他又自己出钱买了40本，发给亲戚朋友。父亲就是这样，他对事业有着执着的追求，心里想的总是希望别人过得更好。”
父亲为了人民的利益、社会的价值，饱受磨难和委屈却矢志不移，把一切知识积累都奉献出来，这让钟南山毕生难忘。
钟南山与和妻子李少芬、女儿钟惟月、儿子钟惟德的合影
“钟南山已经36岁了，还搞什么外科？”
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钟南山品学兼优，顺利考入北医大、参加运动会打破全国记录……在经历过下乡后“地瓜不够吃，锅里添置些槐树叶”、在锅炉房当工人差点永远倒在锅炉旁的漫长磨练后，1971年底，在北京待了16年的钟南山被调到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里当一名普通的医生。钟南山初到医院，便向院长表明了自己的愿望：去外科，当一名胸外科医生。但是第四人民医院的革委会主任一票否决：“钟南山已经36岁了，还搞什么外科？”
当时的钟南山，因为频繁的政治运动和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已经整整13年没正式接触过临床医学的相关教育。
他入职后不久，领导还特意来找钟南山，问他“累不累”，意思很明显，就是想让钟南山主动提出调走。这令钟南山很沮丧，他直言自己不累，而且表示将拼命干好这份工作。
1963年，钟南山与妻子的合影
钟南山留心每一位同行医生如何询问病情、检查症状、开单治疗；他仔细留意每一位走进急诊室的病人的症状、病因与治疗过程；他不怕被人耻笑地向医生们求教每一个自己不懂的问题；他认真地观察面对这种病情医生为什么会这样处理，而面对另一个病人又会采取另一种治疗方法；他不断地考验自己如果自己面对这位病人该怎样处理；他每晚完成了手头的工作和学习之后，到12点夜深人静之时，总是很认真详细地整理当天的医疗笔记；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心电图室中拼命地读书，研究实验仪器和实验操作步骤；他开始利用一切空余时间背医学专业术语和专业英语……
钟南山越来越瘦了，而他的笔记本却越来越厚了。
为了不让人说他是“白专”，他常常在夜间开独自跑到心电图室锁起门来偷偷读书，啃学术著作，攻英语疑难。钟南山以他从竞赛场上与人争第一所得来的拼搏精神与自信心，将失去的医学知识一点点地拾了回来。钟南山在重拾书本的过程中，也大大丰富和拓展了自己的医学知识与临床经验。大约半年后，钟南山有了四大本医疗工作笔记，在急诊方面已经差不多是个熟手了。八个月后，医院的医生这样评价钟南山，“他顶得上一个主治医生啦”。当他们说出这样的赞誉之语时，钟南山的体重足足减轻了20斤！
“你想在我们这里进修两年的时间太长了，最多只能8个月”
1979年，在医学界已经小有成绩的钟南山报名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公费出国留学考试并顺利通过选拔。
1979年10月28日，43岁的钟南山到达伦敦，他将在这里开始为期两年的留学之旅。刚到不久，钟南山就收到他的指导老师——英国爱丁堡大学附属皇家医院呼吸系主任弗兰里教授写来的信。钟南山怀着欣喜的心情急忙开启信封。弗兰里教授信中写道：“……按照我们英国的法律，你们中国医生的资历是不被承认的。所以，你到医院进修不能单独诊病，只允许以观察者的身份查查病房或参观实验室。根据这个情况，你想在我们这里进修两年的时间太长了，最多只能8个月，超过这段时间对你不合适，对我们也不合适。你要赶快同英国文化委员会联系，考虑在这里8个月之后到什么地方去……”读着这封信，钟南山像被人当头浇了一瓢冷水，他完全意料不到未曾见面的导师竟会给他这样一个忠告。
就这样，钟南山默默地承受着各样冷遇。“我们要挺直腰板站起来，用行动去为中国医生争口气。”这复杂的情绪一直伴随了他很久，直到钟南山真正完成了自己的诺言，以自己的行动为中国医生争到了荣誉。
在英国留学的钟南山
钟南山同英国医生一起，从巡查病房做起。有一次，在皇家医院胸科查房时，他遇到一位患肺源性心脏病的亚呼吸衰竭顽固性水肿的病人。虽然医生们对患者已使用了一周的利尿剂，但病人的水肿未见消退，生命危在旦夕。怎么办？钟南山提出不同的治疗方案。他根据病人的病史，运用中医辨证的方法，观察舌象，看到病人的舌面干燥、无苔、深红，判断病人为代谢性碱中毒。他认为应该改用酸性利尿剂治疗，以促进酸碱平衡，达到逐步消肿。钟南山提出的方案引起了争议：有的认为凭视觉判断病者为碱性中毒，不是武断，就是近乎无稽；有的认为如果贸然使用酸性利尿剂，可能加剧病人的呼吸紊乱，导致死亡。各种意见相持不下，弗兰里教授毫不迟疑地下达指示：“按照中国医生钟南山的治疗方案办。”病人连续三天服食了酸性利尿剂后，病情有了明显好转。
第四天清晨，病人中毒症状完全消失，水肿开始消退，通气功能亦随之改善了。此时，钟南山的英国同行们开始信服了，他们表示“要重新认识中国人”。
这件事以后，英国同行们对钟南山开始给予了正常的信任与合作。皇家医院呼吸生物化学实验室有一台血液气体平衡仪，但这台仪器出了毛病，已经闲置一年多了，医院正等着拨款购置新设备。可是，钟南山总共才有两年的进修时间，等设备要等到什么时候？钟南山他决心亲自尝试修复这台仪器。通过仔细检查、摸索，钟南山先后从自己身上抽了800毫升的鲜血进行测试校正。经过30多次的反复校正，仪器终于“复活”了。有位英国医生很有感慨地说：“中国人真是不可思议！”
1980年5月15日，对钟南山意义特殊。这一天，弗兰里教授专程到实验室来考察钟南山的研究情况。钟南山向教授展示了自己两个月来从事一氧化碳对血红蛋白解离曲线影响的实验。5年前，弗兰里教授曾通过数学推导的方法，得出一氧化碳对血红蛋白氧气运输影响的演算公式，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颇有价值的论文。钟南山通过自己的实验，不仅证实了弗兰里教授用数据推导方法得出一氧化碳对血红蛋白氧气运输影响的演算公式，而且发现了他的推导公式的不完整性。他认为弗兰里教授的推导方法只注意了血红蛋白曲线位置变化，忽略了血红蛋白曲线形状变化，而这才是主要的。弗兰里教授审查了钟南山的研究报告，感到十分惊讶。他一把抱住钟南山，激动地说：“太好了，你不但证实了我多年来的设想，而且有了新的发现。我一定要尽全力将你的研究推荐给全英医学研究会。”他又充满感情地对钟南山说：“看来我们有非常好的合作前景，希望你留在我的实验室，时间越长越好！”
钟南山和导师弗兰里教授
从此，钟南山和爱丁堡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2020年4月3日，英国爱丁堡大学产生了一个新的纪录，这个成立于1583年，校友和教职人员中有27名诺贝尔奖获得者，1名菲尔兹奖获得者，4名图灵奖获得者，4名英国首相的英国著名高等学府，产生了建校437年以来首个杰出校友奖，获奖者就是钟南山。
“如果因为难治的病就不去治，那不是一个真正的医生”
留学归来的钟南山身兼多职，科研和社会活动十分繁忙，但他永远都记得自己是一个医生。在诊室里，他心里只有病人，多少次下班时间早已过去，他仍然不厌其烦地听病人一字一句陈述，认真地做检查、开处方，给病人解释疑难。他和颜悦色，亲切的话语温暖着病人的心。
1992年，钟南山在广医给学生们上课
钟南山的一位学生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两个人曾专程从湛江开车来到广州医学院，说是想找钟院长看病。这位学生告诉他们，钟院长可能在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他们找到钟院长后，又要送红包，又要请吃饭。钟院长都婉言谢绝了。这天本来不是钟院长看门诊，但他理解病人的心情，满足了这两位陌生的求医者的要求，给他们看了病，并且约好第二天再给他们看一次。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1997年3月30日，一位广东台山的小孩前来就诊。这个孩子1992年曾做过胸腺瘤手术，近日又发现有阴影。钟南山考虑到病人家庭的实际情况，特意在病历上写下这么一句话：“病人经济有困难，请尽量只做必要的检查。”他想人之所想，不愿意给病人的家庭增加负担。
在一次春季广交会上，一位日本东京某钢铁公司的总裁得了坏死性肠炎，已出现休克的紧急状况，如不及时抢救，将会有生命危险。病人的家属及其公司得知病情后，坚决要求医院联系直升机将他送到香港，再由日本派人赴港抢救，并声言只要送到香港，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身为医院院长的钟南山深知病情的危重，联系飞机再将病人转送到香港，至少需要六七个小时。病人已经休克，到了香港肯定就没命了。若将病人留下来做手术，还可能有些希望。钟南山立即与病人的公司总部和病人的妻子联系，说明利害，终于说服将病人留在广州做手术。经过4个小时的努力，专家们从病人的腹中切除掉70多厘米的坏死肠子，使病人转危为安。40多天后，病人康复出院了。冒着风险收诊这样的病人为了什么？钟南山曾这样回答：“医学的极限也要突破，难治的病不去治，那就永远不会有医学的突破。”
教学查房
1995年4月，钟南山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
“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钟南山是在一个“关键时刻”说出这句话的。
那是2003年。
2003年2月18日晚，卫生厅紧急召集“广东省不明原因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有关专家连夜闭门讨论。此时，根据疾控中心的研究成果，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已经正式宣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报告，通过电镜观察发现两份死于本次肺炎病人的尸检肺标本上有典型的衣原体包含体，肺细胞浆内衣原体颗粒十分典型。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
在会议上，钟南山发言说，他认为典型的衣原体可能是致死的原因之一，但不是致病原因。所发现的衣原体病原仅能作为两名被解剖者的佐证之一，并不能证明衣原体病原就是导致这两名死者死亡的唯一病因，更不能简单地认定衣原体就是唯一的病原。仅仅从两个肺组织的标本进行电镜观察就下结论，科学依据不足。专家组最后认为，不能按衣原体的结论来制定治疗方案，“否则可能造成可怕后果”。
2003年，与同事探讨病情
2003年，在ICU查房
当天会后，有朋友悄悄问钟南山：“你就不怕判断失误吗？有一点点不妥，都会影响院士的声誉。”钟南山平静地说：“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
时光荏苒，17年后，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了“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的钟南山身上。
2020年1月18日，他接到了国家卫健委的通知，马上赶往武汉调研疫情。1月20日晚上的新闻节目中，钟南山提出：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现在刚刚开始，正在爬坡；已经存在人传人，同时医务人员也有传染，要提高警惕；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能不出武汉则不出来。
此后，便是那些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守望相助、万众一心抗疫的日日夜夜。
4月22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钟南山在迎接广东援鄂医护返院时说：“在武汉，确实非常艰苦。但我们挺过来了，全国医护人员站在第一线，重症医护人员站在第一线的第一线，我们挺过来了！我们扭转了情况，病死率有了很大的改善！”（林洁 摄）
历史将同样铭记钟南山，也同样铭记武汉这座英雄城市，记录每一位逆行者、记录每一位冲在一线的工作者、也记录在艰难时刻默默坚守的我们！因为这样的我们也“不单纯生活在现实中，还生活在理想中”。